人口老龄化的解决篇1
关键词：老龄化老龄产业疗养服务贸易
在《联合国2003年全球人口报告》中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和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致力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然老龄产业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那么加强合作，并用开放的眼光寻求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应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性服务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基于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分析，要用开放的视野去寻求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途径，大力发展我国疗养服务贸易。而我国较之于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来开拓更具综合性和发展前景的疗养服务贸易。这无论从财力保障，还是需求供给来看，对于解决我国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的生存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毕竟该领域在我国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鉴于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部门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需要政府与服务企业共同努力，将疗养服务贸易统一纳入老龄产业发展规划中，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引导支持，协调与疗养服务相关的旅游、医疗、保险、养老、社会保障等部门，整合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合作，同时要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法规的完善，创造疗养服务贸易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篇2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老龄化危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未富先老”成为中国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老龄化的产生，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和老龄化危机处于相辅相成的宏观性经济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无疑不是给正处于老龄化危机加剧的中国一个更大的推动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仅只能维持在6.5-7%的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社会公共性资产财富减少，必然会导致对建立完善的养老机制以及养老保障等福利政策的消极影响；第二点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和加剧，必然会导致人均持有财富的减少，社会失业问题难以解决，劳动者收入难以提高等一系列问题必然会使得人均赡养老人的负担加重，从而加重社会负担，加剧社会矛盾，阻碍社会的文明发展；第三点是中国老龄化危机的加重，使得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非洲以及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逐渐失去优势，这也会导致发达国家的产业经济体的外移，由于我国过去过度依赖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不平衡是不会持续的，同时随着投资深化，资本报酬出现下降的现象，这导致未来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这种投资增长率的降低会进一步加重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也是限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威胁；第四点，老龄化危机的加剧，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必将使得劳动力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从而使得缺少劳动力支撑的中国经济市场缺乏维持持续增长的动力，这也会使得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加大。
现行中国社会面临的这两大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解决和克服的两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这两大问题主要还是需要政府的宏观制度和措施实行。其中，公共支出是宏观措施的重要方面。
持续稳定政府公共支出对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机制设立的支持。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社保制度将滞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经济增长使人们对社保的期望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虽然社保制度会加大社会增长的压力，但为了协调社会发展，要始终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从而有效应对老龄化危机，保持经济增长后劲。
通过完善和调整相关劳动工作制度，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平衡点。深化社保体系改革，以解决好“养老金”问题；要大力完善社会养老事业，积极解决空巢家庭等社会问题，以解决“养老服务的问题”；开展“积极老龄化”，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增加劳动供给，以解决劳动投入减少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有利于提高社会劳动工作总量，特别是熟练的技术劳动力能够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以达到提高就业率和提高产出的双重目标。以积极心态应对老龄化和社会增长之间的矛盾，积极地可能发挥人口劳动力的作用，为广大劳动力人口尽可能解决养老等问题，从而另一方面，促进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解决也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完善相关人口和教育制度，有效解决老龄化危机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扩宽二胎政策范围和取消限制，并且鼓励优生优育，完善相关教育政策和人才培养机制，如扩宽义务教育范围和年限，加大对偏远地区教育资源的支持，完善高等教育机制和专业技术教育制度，并大力支持在职教育培养和教育领域的创新改革，治理于更优劳动力人口的培养。从而一方面能够有力缓解老龄化危机，并能够通过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解决。
加大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导，积极倡导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化、社会化、多层次的老龄产业和老龄服务业的发展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共同发展，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力量兴办，企业或机构按市场化的要求自主管理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据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总需求约为1万亿元，2050年左右，我国老龄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因此，积极挖掘老龄化潜在的巨大市场，积极利用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社会需求和社会经济增长，这也是积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良好契机。
参考文献：
[1]全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的经验及启示[J].世界经济研究.2012（02）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篇3
关键词：中国；老龄化；现状；措施；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95-02
中国经济在近三十年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在加快。
一、中国社会老龄化发展阶段及特征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到2022年的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3.28%。到2022年，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
第二阶段，2022年到2050年的加速老龄化阶段。中国老龄人口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50年，老龄化水平达到30%以上。
第三阶段，2051年到2100年的稳定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老龄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老龄人口数量巨大。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接近1.7亿，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约占总人口的1/5，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4。
第二，老龄化发展迅速。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了14%用了27年，而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第三，地区老龄化程度不平衡。由于我国经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的老龄化差异也比较明显。比如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宁夏在2009年才达到老龄化标准。
第四，男性少于女性。目前，我国老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少460多万，据预测，到2049年，男性老龄人口比女性要少2600多万。
第五，城乡倒置现象明显。据统计目前中国城镇老龄人口比例要比农村低1.24个百分点，而且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长期持续。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六，未富先老。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基本处于经济发达时期，而且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应对能力较强。而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尽管经济发展显著，但在人均GDP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达到峰值时，人均GDP也只能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是一个“未富先老”的过程。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对于经济还不发达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无疑会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红利”的衰退
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口红利”的衰退。最近3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显著。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最近这两年，我国很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都出现了“用工荒”现象，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日显突出。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在不远的将来，劳动力紧缺会慢慢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们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老龄化研究中，老龄人口抚养比是一个重要指标。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00年抚养15.60人，据预测到2025年需抚养29.46人，2050年则达到48.49人。抚养比的急剧上升导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保险基金等国家财政支出的急剧上升。
（三）个人消费减少
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导致消费需求的变化。一般而言，在老龄化进行的过程中，由于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消费支出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由于收入降低，老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将下降。扩大内需是中央制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而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个人消费减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内需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不利影响。
三、我国政府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
（一）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1997年，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由单一的社会统筹制度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管理方式也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当然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覆盖面过窄、养老保险金收支不平衡、养老保险金投资收益偏低等问题，我国政府也一直在不断吸取其他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国情，修改和完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也正在积极研究部署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再加上我国的国情复杂，城乡二元差异显著，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二）研究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我国规定一般男性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退休年龄50周岁（女干部为55周岁）。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退休年龄偏低。一方面较低的退休年龄加重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往往还有精力有能力而且愿意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我国目前人才结构不合理，有多年专业经验的人士在各个领域都非常匮乏，过早地让这批人员退休也是对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我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退休年龄问题。很多国家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延长退休年龄也在当地社会引起了一些争议，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四、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一些建议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老龄人口自身，而且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还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得到了发展，才能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难题。“人口红利”的日趋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应仅依靠人口红利。
（二）加快相关立法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归根到底要靠法律。199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总的来说，有关老龄人口保障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为了维护老龄人口的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家庭赡养等专项涉老法律、法规。
（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是以年龄以及由年龄决定的消费特征为标志而划分的产业。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老龄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化水平还很低，因此要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实施国家对老龄产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老龄产业发展管理体制。立足城乡社区发展老龄服务业，培育老龄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的服务队伍。同时我们也要大力研制开发老龄消费品，培育老龄用品市场。
（四）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制定科学合理的控制生育率的方案，逐步调整人口结构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味地控制人口数量，会进一步加剧目前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我们需要根据现实国情，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扩快和老龄人口比重过高。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相互兼顾的人口发展规划，合理控制生育率，优化人口结构，为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为国家的长期稳定繁荣提供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严冰，张伟.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10-11（1）.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2006-02-23.
[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R].2010/2011.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
1、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
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龄化过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其老龄化程度和趋势表现也不相同，同一地区各个民族老龄化程度和趋势也不尽相同。所以，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情况十分复杂。
具体来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属年轻型。我国一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年轻型。青海玉树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为6.10%，1990年为5.81%。而根据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龄化预测，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4.62%，2005年为5.64%，2010年为6.38%，2050年为14.46%。（1）。从2000年四川民族地区年龄构成看，人口年龄结构大多处于年轻型。例如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分别是5.12%、5.36%、5.48%。（2）有的民族地区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镇的水平，这可能与乡村少数民族年轻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关。
第二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我国少部分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惯性等影响，还处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四川德格县更庆镇城区人口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属于年轻型人口，而农村的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则达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从全镇总体看，应该属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3）
第三种类型，有的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很早进入了老龄化阶段，1995年广西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6.61%,1996年为7.06%,1997年为7.62%,1998年为7.52%,1999年为7.95%,2000年为7.12%。由此可见，广西是在1996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4）新疆石河子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也基本进入老年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区200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达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区已步入老年人口社会，而且呈现逐年递进上升的趋势。（5）
贵州黔东南州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3万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突出的表现为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逐年增加，到2010年将达到53.09万，其老年人口系数也将达到12.7%。（6）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大差异性。从发展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其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龄结构未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也必然发展到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个过程发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影响分析
1、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资、消费、储蓄、税收、财政支出带来相关影响。
第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赡养功能的发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必然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不足。同时，民族地区老龄化加快，使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负担，也必然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代际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区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增加，从而对在职人员收入产生影响，也必然加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民族地区农村老人子女负担，从而导致两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
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区反贫困难度。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会对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产生冲击。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尊老的传统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区各民族人们心里。然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冲击，也会使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整个社会心理受到冲击。
2、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也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某些积极影响，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出生率也会产生影响，对可能对推动教育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区老年市场形成和老年产业发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从多方面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但从长期趋势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三、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和对策措施
1、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民族地区突出的“未富先老”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路径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
2、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第一，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制定科学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保持民族地区人口稳定适度增长。
民族地区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人口老龄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进入老龄化，“未富先老”必然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对民族地区稳定与和谐产生极大危害。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未雨绸缪，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
第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缓解“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压力。
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区经济不发展，就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对经济本来就落后的民族地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确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养老模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养老为主的功能，贯彻“以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城镇，国家和企业要承担养老责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在民族地区农村，推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要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等项目以及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第四，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农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强机构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
必须加大民族地区城市和老有所养，农村社区环境、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和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加强其硬件、软件建设，使民族地区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可以变人口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带来经济社会效益，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此外，弘扬少数民族传统的孝文化，构筑符合民族地区老年人生存的社会伦理环境也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有其自身特点，而且发展迅速，已给或将给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面临诸多问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同时，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从而为民族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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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四川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蒋彬.四川藏区城镇化与文化变迁——以德格县更庆镇为个案[M]，巴蜀书社，2005；
[4]、陈喜强.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去影响广西的经济？[J]，百家言，2002（11）；
[5]、杨晓熙、刘平等.石河子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石河子大学学报，2004（12）。
[6]、贵州省黔东南州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黔东南人口的现状与未来》第82页，巴蜀书社2004.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篇5
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当然，在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毕竟该领域在我国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鉴于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部门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需要政府与服务企业共同努力，将疗养服务贸易统一纳入老龄产业发展规划中，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引导支持，协调与疗养服务相关的旅游、医疗、保险、养老、社会保障等部门，整合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合作，同时要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法规的完善，创造疗养服务贸易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之一。
基于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分析，要用开放的视野去寻求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途径，大力发展我国疗养服务贸易。而我国较之于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来开拓更具综合性和发展前景的疗养服务贸易。这无论从财力保障，还是需求供给来看，对于解决我国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的生存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篇6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按国际通行标准，6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即成为老年型人口，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进入了老龄社会。2009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1.67亿，占总人口的12.5％。未来几十年，老年人口将持续迅速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上升到15％，2030年进一步升至24％，2050年则将达到33％。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高龄化增长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各种问题统称为“老龄问题”。“老龄问题”包含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指随着个人逐步衰老所带来的老年人的某些特殊需要和问题，国际上称之为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国际上称之为发展方面的问题。
（一）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
从微观来看，在社会经济迅速转型背景下，随着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中国的老年人正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1.经济。社会保障制度仅在城市中普遍建立，但经历了几十年低收入就业期，老年人的积蓄很少，工资改革和物价的调整，导致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退出了生产领域的老年人容易陷入贫困。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而广大农村老年人尚处于社会安全网之外，他们的收入保障问题更加严峻。
2.保健与照料。高发病率与低收入的特征使得老年人的医疗问题突出,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的增多对照料服务的需求增加。然而，以子女供养为主的家庭养老制度面临危机。一方面，由于妇女广泛就业、代际分离、劳动力流动、工作压力等多方原因，极大加重了子女供养、照料老人的负担；另一方面，文化领域中的变化导致青年人中赡养父母的道德观念日渐淡薄，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变得难以奏效。各地老人因得不到子女赡养而引发的案件逐年上升，老人被遗弃的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潜在因素。在广大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更为突出。
3.住房与环境。自从住房制度转向市场化后，由于老年人的收入有限，许多人无力买房，不得不居住质量较差的住房。老年人的住房与年轻人的住房呈现两极分化倾向。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青年拥向城市，老年人被留在农村，他们失去了传统的家庭支持，尤其是生活不能自理时难以获得所需要的照料。
4.精神健康及心理。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家庭环境，对老年人的心理卫生也产生巨大影响，独居、丧偶，增加了孤独感和寂寞感。老年人中精神性疾病的发生增多，抑郁症、老年性痴呆以及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显著上升。
5.闲暇生活。离开了尽享天伦之乐的大家庭环境，漫长的退休时光如何度过，成为老年人群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寿命的延长以及近几年的早退休浪潮，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6.安全。衰老、独居、脱离社会、缺少文化，导致老年人常常成为各种犯罪、抢劫、诈骗等活动的牺牲品。由于传统伦理道德受到商品经济的拜金主义的冲击，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每况愈下。歧视、排斥、虐待、遗弃老人，甚至对其实施暴力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尊严和生命受到威胁，老年人被迫自杀的情况各地均有发生。
人力资本的缺失以及社会转型中各种外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老年人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面临着更多的社会风险，承担着更大的社会改革成本。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作为一个涉及个人和家庭的社会问题，老龄问题不解决好，必将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及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方面的问题
从宏观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都会带来深刻影响。突出表现在：
1.社会保障制度。2005年，我国的老年抚养比（每100名适龄劳动者相应的老年人数）仅有16%，预计到2025年将会翻番到32％，到2050年会再翻一番，达到61％，劳动者的负担将增长3倍。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需要保障的人口迅速增多，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对财政带来挑战，对社会保障制度产生极大的压力。目前，离退休费用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显著加大。老年保障支出的加大，将制约社会扩大再生产。
2.医疗保险制度。老年人对卫生保健服务需求高于其他人群，一般来说，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是其他人群的3～5倍，这无疑会对社会和家庭造成巨大的压力。以美国为例，老年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并不多，但是占政府支出的比例非常高，医疗保健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直线上升，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疗技术和康复水平，减低医疗费用，成为世界各国在人口老龄化时代普遍需要解决的难题。
3.劳动生产率。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劳动人口的老龄化。劳动力老龄化容易给技术更新和行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困难，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受影响更为严重。
4.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老年人口的增长会使老年生活用品和老年服务的需求增长，社会面临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新任务，需要增加对退休金、医疗保险、卫生设施、老年福利机构和服务的投资，相应减少对生产部门、教育部门的投入。
5.社会服务。空巢家庭浪潮席卷各地，冲击着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目前，城乡空巢家庭超过老人家庭的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随着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中痴呆、卧床者大量增加，照料老人，特别是照料那些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而城乡家庭养老条件却明显不足。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的1.6%，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老年长期护理已经成为城市中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从发展趋势看，老龄化使得高龄老人增多，许多家庭出现两代老人需要供养的情况。另一方面，生育率降低减少了家庭供养和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四二一”式家庭结构，加大了家庭养老的压力。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陆续进入老年期，今后几十年，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将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老年长期照料的社会成本往往非常高，负担很重，人口老龄化形势预示着我国未来养老的挑战是巨大的。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普遍。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叠加，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改革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三、做好老龄工作，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一）联合国的行动
中国老龄问题的解决与国际大背景分不开。上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大会通过了联合国系统老龄工作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目的在于促进世界各国重视老龄问题，重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敦促各国政府创造条件，保障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本次大会的召开把老龄问题正式提上了世界事务日程。
2002年，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大会确定了21世纪老龄行动的指导思想：着眼于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利用老年人的潜能造福社会，实现积极的老龄化，促进代际平等与团结。会议发表了《国际行动计划》，要求各国制定三大优先政策。第一优先是“老龄化世界的发展”，使老年人必须充分参与发展过程并平等地分享它的好处。第二优先是“促进老年健康与福利”，通过个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政府创造支持环境，将健康和福利带入老年。第三优先是“确保能动而支持的环境”，为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能动的环境。这三个“优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报告还指出，政府在“行动计划”概括性建议付诸执行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同时，非政府组织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二）中国政府的行动
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之后，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为常设机构。从此中国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老龄工作。世纪之交，党和政府更加重视老龄问题，1999年成立了由28个部委组成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的老龄工作，并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和《“十一五”规划》等重要纲领性文件。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指出，老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正确处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对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年）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加快体制创新，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协调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发展老龄事业，认真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老龄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打下坚实基础。
“十一五”期间，我国继续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多渠道筹措老年社会保障基金，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逐步建立广泛覆盖、持续发展，与经济社会相适应，与其他保障制度相衔接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老龄政策法规体系，健全了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协调高效的老龄工作体制。并积极推进方便老年人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适应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为老服务网络和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老年用品市场，进一步营造了敬老、养老、助老和代际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目标，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
进入“十二五”时期，面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形势，坚持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把握老龄事业发展规律，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实现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当前面临的而又必须着力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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